[19]所谓客观物质活动是指行政事实行为直接表现为主体的动作，并以该种行动对外界产生直接作用，引起物理或生理变化，诸如房屋的拆除、人身的拘束、财物的销毁等。

现代意义的宪法，不是对政治状态的经验描述，而是试图对政治统治进行一般性规约的高级法和根本法。忠夏澄清基本概念，意义非小。

政府中各种职权之分配，借由详密之规定。[4]《国务院关于正确实行奖励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的几项规定》，国务院，1981年1月16日。忠夏注重以历史的视角思考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蕴含着一种多元主义的转折。对忠夏的这一批判性观点，我也是非常赞同的。不过，历史-经验进路的宪制研究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还在于功能分化的不充分。众所周知，英语中的Constitution一词的本义是制度，而作为法律的宪法这个义项是后起的。[11]当然，我国有自己特定的国情：一是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政策的变动性巨大，权益受其影响的人数非常多，合宪性审查的存量大。

违反宪法的制裁取决于违宪的主体和违宪的形态。包括对案件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判断，以及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合法性的判断。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应当依据我国国情，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在建立过滤机制中的有益做法，完善我国相关制度。[47]《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因此，实际上与美国型相同，没有法律诉讼这一法律救济的存在，就不可能为公民个人提供宪法救济。另外，在等外等的理解下，该等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

上述以外的其他法律在颁布以前，如发生争议或有异议时，可由共和国总统、总理、议会两院中任何一院的议长，或由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由60名参议院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44]对外交行为的范围，学者的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与外国建交、断交、签订条约、公约、协定、承认外国政府、领土的合并、割让，对外贸易的重大决策等。行政法院从1875年2月19日的拿破仑一案判决中抛弃了政治动机理论，[32]改而采用政治性质理论，即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分为统治作用的行为和行政作用的行为，行政法院的管辖权的范围只限于行政作用，不能及于统治作用。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掌握的议会通过某一项法律后也需要到巴黎高等法院去登记，而巴黎高等法院常常借故拒绝登记，致使资产阶级的法律无法实施。

(二)国家行为的范围 按照法国的统治行为理论，其统治行为包括以下三项内容：(1)政府和议会关系中的行为，包括召集和解散议会，以及提出法律案和公布法律的各种行为。换言之，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违反宪法即为无效。《行政诉讼法》5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一、合法性审查优先原则 （一）合法性审查优先的机理 在法治国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一个国家唯一的最高规则。

如果此类下位法明显违反上位法的情形，法院均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判断，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必然不堪重负。(十六)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但是，具备提出抽象审查的主体资格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依据宪法的规定，所有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从法律上说并无实现可能。

首先，该等字属于等内等，还是属于等外等？我国学者通常将该等理解为等外等，即除国防和外交外，还可能有其他类别的国家行为。美国采用政治问题理论，判断哪些行为属于政治问题的标准是高度政治性。赋予这些主体以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资格是完全应该的。(6)制定备案审查工作规范。[31][日]芦部信喜编：《讲座：宪法诉讼》(第1卷)，有斐阁1987年版，第326页。[40]有的认为宣战、媾和不属于国防行为。

同时，即使是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法律的合宪性提出挑战，也必须是在如果不对该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法院就无法对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作出裁判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对该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7]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了五起典型审查案件，但未公开提出建议的主体名单、是否回复、处理结果等。

2.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机制 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可能遇到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合法的问题。待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查得出结论以后，再恢复诉讼，作出裁判。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18]《行政复议法》第7条。

因此，由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也实际上是具体负责批准、备案工作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批准、备案过程中，主动启动对法规规章的合宪性审查，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无论是赋予审理案件的法院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还是赋予案件当事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其目的均在于为宪法权利的实际受害人提供宪法救济。三、穷尽法律救济原则 (一)穷尽法律救济的机理 公民个人向合宪性审查机关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必须穷尽法律救济。这些国家机关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及省级人大常委会。

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注释: [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谓过滤机制，即启动合宪性审查的要件。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27]究其原因，因立法法所规定的启动主体资格过度宽泛，并没有设定任何限制条件。

[43]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合宪性审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综合协调，整体推进。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利害关系应当包括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及结果上的利害关系。

同理，法律权利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法律权利受到了保护意味着宪法权利受到了保护。笔者认为，赋予这些国家机关以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主体资格，是考虑到它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与宪法的不一致性，同时这些国家机关处于全国及地方该管理领域的最高级别。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五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英国称为国家行为(act of state)，法国和日本称为统治行为(acte de gouvernement)，美国称为政治行为或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s)。

(2)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等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